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基于这种党政一体融合的新政改革思路，中央组建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教育工作委员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组织部统一管理公务员工作、中宣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和电影工作、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并统一管理宗教、侨务工作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树立宪法至上理念就成为新时代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共识。

这次修宪将党的领导作为宪法上的国体构成要素，以及新设立的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委合署办公，同时完善三位一体党和国家核心领导体制，都是为未来党政一体的进一步融合提供宪法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因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更名重构了中国宪法实施监督的专门机构，对于推动宪法实施的监督、进行宪法解释、开展合宪性审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集中于党的建设，针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因为，我国宪法体现着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它具有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党的指导思想一旦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宪法指导思想，就使党的指导思想在国家法制上获得了最高的体现。在30多年的时间中，如果没有持续、稳定的宪法指导思想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共同奋斗的旗帜与方向，就难以顺利实现这一宏伟的奋斗目标。

【中文关键词】 宪法修改。2005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江泽民辞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军委主席，至此，胡锦涛同志重新开始了真正三位一体的核心领导体制。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使用宪法一词的《上清帝第五书》几乎同时发表于多家报刊，意味着这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有意为之，积极地利用近代报刊传播维新变法思想。[36]而且，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欧榘甲亦参与校对。根据对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18971898年间有六家期刊刊载了《上清帝第五书》，发表时标题有变化，按照刊行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为：(1)上海《益闻录》第1757期和第1758期，标题分别为康工部条陈和续康工部为胶州条陈折，刊行时间分别为1898年3月16日和同月19日。对于此过程，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4)盖吾以从诸教之民皆一例视之，皆有宪法以安之，而所以待诸教之民皆一体治之，皆有律例以定之。欲研究康有为认识宪法制度的历程，须首先考察其最初使用宪法一词的时间和出处。

张光博主编：《宪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蜀学报》发表《上清帝第五书》，说明宪法一词的传播范围更广了，传播到了四川。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同薇译之。康有为有时并列使用章程和宪法，如皇上每日亲临，王大臣派为参议，相与商榷，一意维新，草定章程，酌定宪法。

上述情况意味着，康有为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的，康有为所使用的宪法一词，其内涵确定，外延明确。[60]笔者还阅读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黄遵宪全集》收录的其他著作，也没有发现黄遵宪使用宪法一词的情况，仅发现黄遵宪在1881年曾见到过宪法一词。事实上，18971898年间的《申报》使用宪法一词的情况，基本延续了之前的做法。房德邻：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00~114页。

因为古文经学讲求训诂，而训诂即解释古代汉语典籍中的字句，古籍中的字句是训诂的基础。李元起主编：《中国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日皇亲传敕诰毕，将宪法逐条发布，第一条为日本帝国传位一脉永奉君主为万世系谱一统之治。其中第5门即政治门和第6门即法律门，都收录了若干宪法学著作的信息。

[61]虽然《日本国志》一书直接影响了康有为，虽然黄遵宪和江标、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推行的新政和康有为在北京推动的戊戌变法遥相呼应，但是在使用宪法一词方面，黄遵宪的确远逊于康有为。《波兰分灭记》当中9次使用宪法一词，如欲草定宪法改正波兰之宪法改宪法而图维新全废新行之宪法等，介绍了波兰制定和废弃宪法的情况，其中的宪法显然也属于近代意义宪法的范畴。其间有馀裕，宜修成宪法而发布。注解《春秋》是广东经学的显学，其中九江学派是由朱次琦在1858年建立的。【摘要】 康有为1897年在《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中最初使用宪法一词，这表明康有为所使用的宪法一词直接源于日本，并且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概念的。[79]这三则引文，分别在注[80]，第411页。

宪法旨在划分权限，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范围及其行使方式，定宪法公私之分，[15]规定臣民的权利和义务，所谓宪法权利，即春秋所谓名分也，[16]保护臣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保护吾民之权利。对于《春秋》和《春秋公羊传》根本没有使用宪法一词或宪字这个难题，今文经学轻易就能克服。

[70]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411页。那么，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宪法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宪法学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使用的宪法一词直接源于日本，自然是从近代意义上理解宪法的，而并非从中国古典语义上理解宪法，但是康有为在使用宪法一词之初，就注意将舶来的宪法一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视《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

[74]康有为：桂学问答，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8页。《大同译书局叙例》一文明确区分了宪法和章程：(1)欲变总纲而宪法之书靡得而读焉，欲变分目而章程之书靡得而读焉。

[52]康有为1879年在香港获得《西国近事汇编》，1895年模仿其体例而创办《中外纪闻》。该文发表在1897年的《知新报》。[56] (2)易惠莉在《郑观应评传》一书中推测，《盛世危言后编》收录的1898年前的有关宪法一词的内容，可能都是郑观应后来补写或改写的。[57]无论如何，郑观应即使是在19世纪80年代最早使用宪法一词，但他在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再使用过宪法一词，甚至其名著《盛世危言》的1894年五卷本和1895年十四卷本也没有使用宪法一词，直到1900年八卷本才开始使用宪法一词。

饶传平：从设议院到立宪法——晚清‘Constitution汉译与立宪思潮形成考论，《现代法学》2011年第5期，第24~36页。正是在此背景下，康有为主持编译《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并在此过程中开始认识到，宪法是欧美世界的重大制度创新，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法地位。

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页。[48]康有为：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折，同注[7]，《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75页。

[68]在《大同书》中提到：自孔子创平等之义，明一统以去封建，讥世卿以去世官，授田制产以去奴隶，作《春秋》立宪法以限君权，不自尊其徒属而去大僧。[49] (4)1898年8月29日康有为的《为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才能折》提到：夫立政变法，有先后轻重之序，若欲厘定新制须总筹全局，若者宜增，若者宜改，若者宜裁，若者宜并，草定宪法，酌定典章，令新政无遗议拟安善，然后明诏大举，乃有实益。

除《蜀学报》外，刊行康有为该文的时间集中在1898年3月中下旬，即戊戌变法前夕。因此，他们可能是最早接触宪法制度的一批中国学者。王学栋、张义忠：《宪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知新报》《湘学报》和《湘报》均为维新派的著名报刊，《益闻报》系老牌上海报刊，《集成报》是上海新兴报刊，都与维新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5)长沙《湘报》第16期，标题为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5日。

赵世义主编：《宪法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蒋翠：从《宪法十七条》看儒教思想对日本的影响，《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96~98页。

[72]1876年康有为拜师于朱次琦，较早且比较系统地认识到《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73] 孔子虽有六经而大道萃于《春秋》，若学孔子而不学《春秋》，是欲其入而闭之门，[74] 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75] 孔子制度在《春秋》，[76] 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西国近事汇编》1887年第2册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西报部分描述了明治宪法的起草过程： 所定法律中第一以皇室关系万世继承，故其意尤精密，其词极威严，即使时势变迁有乱臣贼子作奸犯上，而宪法至尊至严，有足以防制之者，诚为不易之规也。